水城晴風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
　　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
　　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
　　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知以祥刑。
　　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
　　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
　　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
　　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
　　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
　　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
　　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
　　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制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責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
　　他們愛民是那麼深厚，關心人民是那麼懇切，並以忠厚仁慈的道德原則來對待天下。
　　有人做了一件好事，於是便給予獎賞，又跟著歌唱他讚美他，
　　這是用來欣賞她的開始且勉勵他堅持下去。
　　有人做了一件壞事，便給予處罰，接著又以聯暪痛心的態度來懲戒鞭策他，
　　以此來使他拋棄惡習而開始新的生活。
　　所以聖賢們嘆息讚許的言詞，歡喜和憂傷的感情，
　　在《書經》的虞、夏、商、周各篇中都能看到。

　　周成王、周康王相繼逝世以後，周穆王繼位，周朝的優良傳統才開始衰弱；
　　但他還是命令、告誡他的大臣呂侯辦案要謹慎、寬厚。
　　穆王告誡的話語充滿憂慮而不悲傷，充滿威嚴而無怒氣，慈愛而果斷，
　　有哀憐無罪而遭不幸人的好心腸。
　　因此，孔子認為他有值得稱許的地方，而把《呂刑》篇選入《書經》中。

　　書傳上說：「如果賞賜有可疑的地方，應該選擇給予獎賞，以此來擴大恩德；
　　懲罰如果有可疑的地方，應選擇免予懲罰，這是謹慎用刑的方法。」
　　在唐堯的時代，皋陶擔任司法長官，將要殺人時，皋陶三次說：「執行死刑。」，
　　而堯帝三次說「寬恕他吧。」
　　因此，全天下人都畏懼皋陶執法的堅決，而喜堯帝量用行律的寬大。
　　四岳建議說：「鯀可以任用來治水。」
　　堯帝說：「鯀不能用，他抗命且敗毀同類。」
　　後來又說：「還是試用一下吧。」
　　為什麼堯帝不聽從皋陶殺人，而同意四岳的建議任用鯀呢？
　　那麼聖人的心意，大概可以從這裡看出來了。

　　《書經》上說：「罪行有疑問，量刑從輕；功績有疑問，從重功賞。
　　與其錯殺無罪的人，寧可犯執法不嚴的過失」。
　　啊！總算把聖賢的用心說的很詳盡了。
　　可以獎賞的，也可以不獎賞的，獎賞了他，仁慈就過頭了；
　　可以處罰。也可以不處罰，處罰了他，嚴厲就就過頭了。
　　仁慈過頭，人不失為君子；嚴厲過頭，就流於冷酷無情的人了。
　　所以，仁慈可以過，嚴厲卻不能過分啊。

　　古時候賞賜不僅只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只用刀鋸之類。
　　用爵位俸祿來賞賜，是只用在爵位俸祿能夠施加的地方，
　　而不用在其不能施加的地方；
　　用刀鋸處罰，這種處罰的威力只能詩瑜能夠達到的地方，
　　而不能施於刑法所不能達到的地方。
　　先王知道天下的行善是賞不勝賞的，
　　只用有限的爵位俸祿不足已施行最普遍的勸勉獎勵。
　　也知道天下的壞行是罰不勝罰的，僅用刀鋸是不能制裁的。
　　正因為如此，對賞罰中有疑而似不定者統統歸於仁慈寬大之中，
　　用仁慈忠厚的方式對待天下，使天下人一個個仁慈忠愛的道德原則上。
　　所以是說忠厚極了。

　　《詩經》上說：「君子如果賜福好人，禍亂就會很壞止息；
　　君子如果責怒壞人，禍亂就會很壞止息」。
　　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奇異的辦法嗎？
　　他不過是節制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人愛的原則罷了。
　　《春秋》的義例是：立法貴在嚴格，而責仁則注重寬大，
　　依照其褒獎和貶責的義例來制定獎罰規則，也算是忠厚極了。